馬定祥先生與楊成麒先生合影資料（《馬定祥百年誕辰紀念集》浙江省博物館主編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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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錢幣專家的鑒定研究成果應予尊重

施新彪

在錢幣研究與收藏圈，我經常重復說著這樣一句話：對于早年傳世錢幣的真偽鑒定，如果沒有切實可靠地依據，后世的人們，不要輕易地去質疑、甚至否定老一輩錢學專家的研究成果。因為老一輩的錢幣專家，無論是廣泛閱歷而造就的豐富經驗，還是身處同期的資訊優勢，以及時代風氣和個人涵養所規范的嚴謹作風，都是現在的我們難以想象和無法企及的。他們作出的認定，理當更具可信性和權威性，應予尊重。而事實上，老一輩的錢幣專家對偽品的鑒定，除了靠實踐經驗與理論邏輯的推斷外，很大一部分是靠切實依據的掌握來作最終判定的。

所謂切實依據，是指對偽品源出情況的掌握。關于這方面，在我從師馬定祥、楊成麒兩位前輩學習期間，聽到過不少事例。歸結起來，其來源可分為內情外露和自白真相兩大方面。

與現在一樣，舊時的造假者，在造偽過程中，大凡都需多人合作，其中有合伙人、伙計、承接加工者等等，這樣，秘密保守難以周全，內情外泄常有發生。比如，機鑄幣造假大王平玉麟的高端技藝偽品被揭穿，主要是曾經的合作者楊成麒先生以直接和間接的內情掌握來實現的。四川成都譚子筠和天津幣商解耀東的造偽狀況及其出品，則分別是楊成麒和馬定祥通過當地友人去探明實情的，這也是內情外泄的一種方式。

時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實行公有制改造政策，古玩店或歇業或被兼并為國營，而大多數的古玩商（包括錢幣商），或從業于國營文物商店，或被招入當地的文管會和博物館，成為專家、學者。時值此際，由于謀生手段和身份的改變，他們紛紛將自己所知、所為的造假情況講述出來。就機鑄幣藏界而言，因獲得了大量的定偽切實證據，而使混跡于收藏界的機鑄幣偽品得到了一次大清洗。其中，自白真相者，可謂是將功補過了。至少為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純潔性起到了積極作用，盡管是以悔過自新的方式來取得的。在這方面，一些造偽技藝精湛者，其意義尤為重要。因為某些偽品，在所為者自白真相之前，是被人當作珍品來看待的。

文物鑒定是一樁十分嚴肅事情，嚴謹的論證，扎實的依據，是得出結論前的必要程序。對神圣的歷史文化懷有敬畏之心，對人們財產權抱有尊重之情，這是從事鑒定者必須具有的道德修養。自欺欺人的虛假，信口開河的輕率，都是缺乏專業精神的表現。

嚴謹與負責，是文物鑒定家應有職業素質。這方面，馬定祥和楊成麒兩位前輩堪稱楷模。出于對歷史錢幣的癡迷與珍愛的真心，他們長期堅守著嚴謹的治學作風。對于一些幣，從經驗直覺上看上去不舒服，但不舒服的感覺總是先放在心里，而不是掛在嘴上，更不會作為鑒定的理由與依據。在有疑問后，除了憑經驗進行多方位的綜合思辨論證外，更會想方設法、不辭辛勞地去尋找事實依據來加以佐證，以期把自己的鑒定結論做得有理有據，問心無愧。所以他們常說，個人感覺不良，只能作為疑點，作為辨偽鑒定的開始，而不能成為終結，成為最終的定偽依據。沒有扎實的理由和切實依據，連自己都說服不了，怎能使別人信服。

廣泛的閱歷和嚴謹的作風，不僅成就了他們超凡的專業功力，而且積累了大量信實的定偽依據，其權威性在業界被普遍認可已由來已久。傳世所見的大多數偽品，馬定祥和楊成麒兩位錢幣大師，甚至可以說清楚其出自何地何人之手。

最近，我在整理以前的筆記資料時，發現其中有些東西至今還具有現實意義，我選了一些把它們發表出來，以供泉友參考。

上海平玉麟的偽品：

1940年，楊成麒與平玉麟在舊上海廣東路古玩市場內，合作開辦了一家名為“麒麟泉幣社”的古玩店，楊成麒側重于古錢經營，平玉麟側重于機鑄幣經營。平玉麟在當時也是一個較有實力的錢幣商，主要經營機鑄幣。

在與楊成麒合作的數年以前，平玉麟已在錢幣真品的正常買賣外，開始做些機鑄幣偽品，主要委托銀樓加工制作，多屬臆造幣，技藝低下，要價不高，當作工藝品賣給外國人。然在合作開店的當年，中國的收藏家對中國機鑄幣收藏熱情驟然升溫，一些大收藏家紛紛加入銀銅元收藏隊伍，這使得中國機鑄幣市場售價扶搖直上。

這時，平玉麟經不住暴利誘惑，專注于珍稀銀銅幣的仿造，一方面購入南京造幣廠報廢的造幣機器，聘請曾在福建造幣廠任職的雕模師制作鋼模，自行造假；另一方面還與南京造幣廠的職員相串通，利用造幣廠內的設備與技術合作造假。由于平玉麟過于沉湎與造假活動，無心照顧正常生意，從而與楊成麒產生意見分歧。楊成麒認為造假畢竟不是正當營生，沒有長期前途。而且，偽品級別越高，售價越貴，坑人越深，加害的都是些亦客亦友的主顧，良心上自責難熬。所以，合作未滿兩年，楊成麒便與平玉麟分道揚鑣，獨自經營麒麟泉幣社。

以后，楊成麒不斷利用自己與一些有關人員的舊關系，持續打探平玉麟造偽情報，并在藏家中予以透露和警示。有不少技藝精湛的偽品，如果不是楊成麒仗義揭露，其危害將會更加深重。所以馬定祥曾經評論說：“老楊將功補過，功大于過。”這里順便展開談一下平玉麟的臆造幣“吉林辛丑背英文線框五角”銀幣。此幣設計參照吉林辛丑銅元，特點是背面英文有線框裝飾，故名。吉林銀幣中沒有這種設計，故謂之臆造。因有銅元的設計出典，又因系臆造，沒有真品銀幣可參照鑒別，更因造偽技藝程度較高，所以具有迷惑性。如果不知內情，人們難免為其所騙。甚至如今，藏界仍有不知情者將其奉為珍藏，輯入錢譜。

關于“老一輩錢幣專家......”一文的解釋與補充

一、解釋

三十年多前，錢幣圈就有一種壞風氣，某些人，不是虛心學習、踏實研究，而是急功近利、欺世盜名。貶低別人，抬高自己。尤其是一些素有名望的老專家，更被列為攻擊重點，肆意貶損與作踐，藉以自炫超越。

他們對于前輩專家來之不易的鑒定研究成果，隨意加以質疑與否定。為引人注目，他們還熱衷于把一些藏界享譽已久的錢幣大珍品作為討伐對象，進行所謂的辨偽鑒定，或羅織一些片面外行的理由；或干脆不講理由，僅憑建立于孤陋見識之上的感覺，加以否定。

由于當時的錢幣界，正處文革劫后余生的喘息期，內行沒幾個，外行一大幫，所以那些自欺欺人者很有表現空間。況且當時所剩無幾的老專家，剛從文革陰影走出，驚魂未定，都不敢公開與之爭辯，只是在私下里表達憤慨和憂慮。比如泉界前輩馬定祥，曾憤怒地把那種人斥之為錢幣界的“假古錢”，并對其會給錢幣集藏造成危害深感不安。

近二十年來，得益于國家經濟的繁榮，錢幣集藏與研究也得到了復興與發展。研究水品飛躍提升，集藏隊伍迅速壯大，等等。但遺憾的是，上述那種不良現象，并未在繁榮發展中得到遏制與擯棄，反而受浮躁世風的助推，變得愈加嚴重。藏界中，娛樂精神蔓延，輕率之風盛行。某些人，置道義與責任于不顧，既缺乏對民族文化神圣的敬畏，也不懂對別人資產權益的尊重，自欺欺人、信口開河地發表鑒定言論。其所注重的，無非是聳人聽聞，博取虛名。從而，受質疑、遭否定的錢幣珍品，品種無情地被擴大。這種輕率鑒定的不良現象，對藏界的破壞影響不容忽視。所以，“老一輩錢幣專家的鑒定研究成果應予尊重”這句話是我壓抑很久的一個呼吁。

今年年初，我看到一篇題為“真假張作霖紀念幣”的文章（《中國收藏（錢幣）》總第31期，2013年出版），作者自稱是“沈陽張氏帥府博物館的研究員”，以史料考證及制作粗劣為依據，得出鑒定結論：張作霖像銀幣除十七年版的屬真品外，其余三版全是臆造偽品。這種外行專家的不懂裝懂，輕率定奪，實在令人憤慨。忿悶之余，我便醞釀寫一篇針對泉界長期以來不良現象作批評的文章。但當時階段，正為諸多事務困擾，總是靜不下心來將所思形成文字。

今年五月，陳吉茂先生給我介紹了“首席收藏網”，他認為此網站建設的宗旨很具公益性，并請我也給予支持，多發些有助于錢幣鑒賞水平提高的文章。不久，首席網的創辦者周壽遠先生來到上海，我應約在陳吉茂先生寓所與周先生面談。敘談中，周先生扼要闡述了首席網“為真正藏家服務”的建設宗旨，大致為，建立龐大的錢幣交易數據庫，以及對錢幣市場動態資訊進行及時深入的分析報道，藉以促進藏品市場沿著公開、公正、規范的健康化道路發展。與此同時，網站還大力提倡錢幣收藏注重文化內涵的風尚，努力提高錢幣收藏的文化品位，所以在網站中辟出供學識交流與文化宣講的園地。我聽后很受鼓舞。我認為，近年以來，國內的錢幣集藏理念主流，已在過度商品化的社會生態中迷失了本義。人們大凡熱衷于藏品的表象解讀和贏利效應，而疏于對其歷史文化內涵的認知。重視文物的益知屬性，重返文化家園，是錢幣集藏的真正意義所在，也是一種理所應當的價值回歸。基于對首席網公益理念的贊賞，所以我有盡力多給首席網投稿的表示，以期為錢幣集藏多些文化氣息盡效微薄之力。

今年七月，陳吉茂先生來電邀我參加以鼎峰泉友會名義舉辦的一個聚會，并說周壽遠先生屆時會從北京專程趕來出席。提到周先生，我心中頓感歉意。受惠于首席收藏網強大的數據庫，我從中得到不少可貴信息，而對于網站建設的貢獻卻分毫沒有。鑒此，我決定在首席網上發些文字。然掐指一算，聚會日來臨已不滿一星期。無奈之下，我就將近期以來的一些思考與資料準備，匆忙地湊成“老一輩錢幣專家的鑒定研究成果應予尊重”一文。

這篇文章，前面在闡述了應該尊重老一輩錢幣專家鑒定研究成果的觀點同時，后面則以較大篇幅對機鑄幣老假造偽的介紹，用作文章的附錄。本意在于例證老一輩錢幣專家在去偽存真的鑒定上的舉措嚴謹，并在說明前輩專家們在嚴謹地去偽的同時，也在嚴謹地存真，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然而，由于匆匆草就，疏于文字上的結構安排，所以文章存在著論述不足與邏輯不清等諸多問題。尤其是，后面大篇幅地對老假造偽分列介紹，更是游離于文章的標題，顯得文不對題。面對于泉友的包涵與網站的寬容，我自感慚愧。特此致歉。

在上述一文發表后，我發現泉友們似乎對于一些機鑄幣老假幣的出處介紹更感興趣。對此我想，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錢幣收藏、研究史，是錢幣學的構成之一，而去偽存真的錢幣真偽鑒定，則是錢幣收藏、研究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歷時七、八十年至一個世紀的機鑄幣老假，已不僅是鑒定研究的參考品和收藏玩賞的趣味品，而且作為中國錢幣收藏史中一種特殊的歷史產物，其已成為錢幣收藏文化的歷史載體，成為錢幣收藏史研究上具有史料價值的歷史證物，從而具有特定意義上研究與收藏的文物價值。近些年來，舊時代形形色色的臆造幣、仿造幣，在錢幣市場的交易中呈現出的不菲價格，也許正是藏界對其所具特殊價值的認知反映。

前面已經談到，“老一輩錢幣專家的鑒定研究成果應予尊重”一文中對機鑄幣老假造偽的介紹，是作為文章的例證附錄，不是對中國機鑄幣造假與鑒別的專題講述，故而在撰寫上沒注重系統性與全面性。現在，看到泉友與網站對這方面內容給予重視，因此我想，有需要對此再做些補充介紹，以期讓有興趣者獲得較為完整的了解。

二、補充

中國機鑄幣集藏，發端于清光緒末年。當時的收藏者主要是外籍人士，華人藏家知名的僅有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徐寄庼先生，他是中國機鑄幣集藏的華人最早者。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中國機鑄幣集藏活動漸趨展開，出現了一批后來著名的中外藏家與專家。其中，中國人有蘇州的蔣仲川、秦子帷，上海的王守謙、平玉麟，北京的王希賢、駱澤民，等等；外國人有意大利人羅斯、法國人鄔德華、俄國人曼尼柯夫、奧地利人耿愛德、德國人漢南、美國人邱文明，等等。

上世紀三十年代間，隨著眾多中國本土收藏家的相繼加入，中國機鑄幣集藏呈現日益升溫局面。并且，中國本土藏家及專家，迅速成為中國機鑄幣集藏與研究的主流。這一時期，新涌現的著名中國藏家與專家有：北京的程伯遜、崔顯堂，大連的崔家平，河南的黃笑凡，四川的羅伯昭，紹興的的戴葆庭，蘇州的蔣伯塤，杭州的翁齊斧，上海的張叔馴、張絅伯、施嘉幹、陳仁濤、李偉先、謝鄂常、李蔭軒、孫鼎、張璜、楊成麒、馬定祥、沈子槎、許小鶴、宋小坡、王亢元、康際文、康際武、顧炳元、俞讓卿、房良、劉思源、席先偉、吳詩錦，等等。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中國機鑄幣收藏進入鼎盛時期，不僅成就了諸如李偉先、施嘉幹、陳仁濤、蔣仲川、秦子帷、羅斯、耿愛德、鄔德華、漢南等系統收藏的中外大藏家，而且還產生多位考據、鑒定的名家，比如：耿愛德、羅斯、鄔德華、施嘉幹、戴葆庭、駱澤民、楊成麒、馬定祥等，都是當時藏界公認的杰出者。

與收藏的產生與發展相應，機鑄幣造假活動也在暴利的驅動下，與收藏活動相伴而行，如影隨形，盛衰與共。

據老一輩錢幣專家記敘，機鑄幣的造假約開始于上世紀一十年代間。最早出現于天津，不久，北京緊隨其后，并將規模迅速擴大，成為當時的造假中心。津、京一帶的造偽者主要是解耀東、王希賢、駱澤民、馮少泉等人。不過，由于當時國人對中國機鑄幣收藏尚未重視，很少有集藏、研究，也弄不清楚什么真假貴賤，而集藏熱衷者，大凡為外籍人士。所以造假偽品都是臆造幣，銷售對象主要是外國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中國機鑄幣集藏活動在國人中漸趨展開，機鑄幣的造假也相應在國內多地蔓延。此時，除上述的津、京兩地數者外，又相繼出現了成都的肖永泉、譚子筠、刁崇和；南京的張舜銘；上海的平玉麟、李仲清、唐謹成；武漢的李氏、杭州的姜氏等。

與前述原因一樣，由于這一時期對中國機鑄幣稀少品的認識程度很淺，加之集藏者少，而反映不出品種上的供求關系。所以，當時的造偽品還仍然都是臆造幣，沒有仿造偽品。時至上世紀四十年代前后，由于眾多中國藏家加入，機鑄幣集藏迅速升溫，并在收藏與研究互為因果的相互促進下，藏界對于一些珍稀品也日漸取得認知確定。以此為基礎，造偽者便有針對珍稀品的仿照造偽。

以1939年6月出版的蔣仲川《中國金銀鎳幣圖說》為分水嶺，此書出版前，機鑄幣造假均為臆造偽品；此書出版后，開始出現仿照真錢的仿造偽品。另外，1937年日寇侵華戰爭爆發，華北淪陷，津京地區的古玩業情形凋敝，錢幣集藏的活動中心南遷至上海。與之相應，機鑄幣的造假活動，原先的中心地——津京地區，頃刻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上海，成為新的造假中心。從規模與質量而言，津京造假中心是以王希賢為代表；上海造假中心是以平玉麟為代表。上世紀四十年代始，上海的錢幣經營商平玉麟，把中國機鑄幣造假的技藝及規模，都推至登峰造極的境地。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使人們文物收藏熱情日漸低落，其中也包括錢幣集藏活動遭到破壞。相應之下，所謂“老假”的機鑄幣造假活動也漸至終結。

從前輩專家的記敘來看，舊時老假的制造者，主要分別為天津的解耀東；北京的王希賢、駱澤民、馮少泉；成都的肖永泉、譚子筠；南京的張舜銘；上海的平玉麟、李仲清、唐謹成等人。其中，解耀東、肖永泉、譚子筠、張舜銘、平玉麟的作品，我在前文曾有部分例舉。而王希賢、駱澤民、馮少泉、李仲清、唐謹成的所出偽品，則未有涉及。下面就選取我的一些記錄分別做些介紹。

（一）王希賢的部分偽作出品

王希賢是民國時期北京首屈一指的錢幣經營大商，也是中國機鑄幣研究與經營的先驅者之一。他的成就，既得益于起步早而占得先機的天時，也得益于寓居北京這一錢幣藏品集散中心的地利。之外，待人接物盡顯豪爽誠懇的為人品格，使之與當時的眾多泉界名流深有交情，此可謂得益于人和。

其實，作為一代錢幣經營大商，王希賢的宏大家業，其開創者應是他的父親。王希賢的父親，名叫王茂田，他早年曾在京城錢局任雕母手，后因機器鑄幣興起，老錢局歇業，旋受吉林機器制造局（吉林造幣廠）之聘，出任雕模師兼領監，為時近二十年。民國初年，卸任回家，便在北京東安市場內營建一家大古玩店，取名“義啟齋”，經營各種文物古玩，但以古錢幣為主。受家傳熏陶，王希賢從小對古錢幣興趣濃厚。年方十幾，便已成為其父店中的得力幫手。

民國初年，機鑄幣收藏風氣未開，所以王希賢的父親王茂田沒有機鑄幣的研究與經營。時至民國十年（1921）前后，年近二十的王希賢，敏于對新事物的感悟，慧眼別具，另辟蹊徑，開始注重于中國近代機鑄幣的經營與研究，成為京城中國機鑄幣集藏、研究、經營的先驅者。并與上海的王守謙作南北呼應，成為國人機鑄幣集藏風氣驟盛的倡導者。

在年近三十時，王希賢從其父親手中接過了“義啟齋”的主管大權，成為新掌門人。因其出手豪放，品性率真，不僅使其廣聚貨源，而且還使他廣結人緣。因而，所承家業在他的手上得到迅速光大。這一點從他家中藏品存貨上也可見一斑。據馬定祥先生回憶，王希賢的家中，有好幾個房間都是用于堆放錢幣的。佇立于四壁櫥柜的抽屜中，擺滿了各種錢幣珍品；房間的中央，成筐成堆地散放各朝古錢，其中以先秦刀布和清代母錢居多。用馬老的話說，王家的錢幣，即使用幾個月的時間也看不完。在藏錢的房間里，可謂是，珍錢仰俯皆是，絕品目不暇接，令人望洋興嘆。另外，更讓人嘆為觀止的是王希賢的機鑄幣庫藏。由于從事于機鑄幣研究、經營起步早，也由于寓居藏品交流集散中心的北京，并與清末民初中國造幣中心天津毗鄰，所以在收集上具有得天獨厚的便利。琳瑯滿目的各種金、銀、銅珍稀樣幣，數以百計嵌裝于錦盒的成套呈樣，使當時的藏界驚羨不已。

與此同時，由于大量經手，閱歷廣泛，也練就了王希賢在錢幣鑒定上的一雙慧眼，是當時富有造詣的錢幣鑒定專家。而立之年的王希賢，已然成為京城泉壇的風云人物。他的府上，不僅珍泉齊歸，而且還群賢畢至，當時國內的泉界名流，大凡都有作為王希賢家中座上嘉賓的經歷。

王希賢輝煌的錢幣經營生涯中，也夾雜有歷史的暗斑，那就是大量的機鑄幣偽品制作。民國十年左右，王希賢看到出自天津的一些機鑄金、銀臆造幣，很受外國玩家青睞，制作者也獲利豐厚，于是就起了仿效之念。他鼓動其父王茂田，請來以前曾在吉林造幣廠一起共事的幾位技師，設計制作鑄幣模具，然后委托銀樓，或與造幣廠職員私下串通，制出偽幣成品。銷售對象是外籍玩家。由于外國人對人像幣更感興趣，所以王希賢的出品，絕大多數是人像臆造幣。

抗戰爆發后，北京的工商業驟然蕭條。王希賢的錢幣生意每況愈下，錢幣造偽出品也漸趨減少。另因王希賢有吸食鴉片重癮，故家業迅速衰敗。民國三十八年（1949），王希賢因病去世，終年46歲。“義啟齋”的經營，由其長子王元芳繼承。兩年后門店基地被國家征用，王家祖業由此結束。

出自王希賢的機鑄幣偽品被確認，主要是馬定祥先生通過其好友、居住北京的著名錢幣專家駱澤民處獲得依據。另外，在王希賢的兒子王元芳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寫的一些回憶文稿中也有部分印證。

（二）駱澤民的偽作出品

駱澤民是一位著名的老一輩中國錢幣專家。民國初年，他在北京東華門大街開了一家古玩店，名為“匯泉堂”，主要經營古錢幣。民國十年左右，駱澤民的錢幣經營與研究擴展到了機鑄幣，成為中國機鑄幣研究與經營的先驅者之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將“匯泉堂”古玩店遷至著名的北京琉璃廠古玩業商圈，但不久因生意蕭條而歇業。

駱澤民為人誠懇，性格沉穩，博聞強識，做事嚴謹。良好的人格品位，不僅使他擁有廣泛的人緣，也讓他獲得了卓越的學識與事業成就。他曾經手過很多珍品錢幣，是一個地位顯赫的錢幣經營商，在錢藏界富有聲望。與商業經營相比，駱澤民在錢幣的鑒定研究上成就更為顯著，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他與戴葆庭、馬定祥、楊成麒一起，被全國錢幣藏界公推為四位杰出專家之一。馬定祥先生曾有評價說：在他看來，“駱澤民是最懂錢幣的人，是中國程度最深的錢幣鑒定專家。”然遺憾的是，由于他潛心于真知，品性樸實，不好張揚，且不擅文墨，經驗學識沒有通過文字留傳，以致被后世的泉界漸漸淡忘。這與另一位老一輩錢界大師楊成麒十分相像。

駱澤民與馬定祥在錢學造詣上，可謂是棋逢對手、琴逢知音。他們相識得比較晚，時間是1940年，那是馬定祥第一次到北京。不過，由于錢幣學識涉獵廣、研究深的共同點，使他們在以后，聯系密切，交流頻繁，從而成為知己之交。與馬定祥一樣，駱澤民對中國錢幣的四大門類兼容并蓄，都有精深的研究。除此之外，他們倆還有個特殊的一致，那就是對中國銅元特別偏好。1955年，在實行公有制改造時，因市況蕭條，駱澤民便終止了錢幣經營，關店歇業。以后生活日漸拮據，靠出讓錢幣藏品來補貼生計。然而，他所藏的銅元精品卻不忍割舍。1982年，我應駱澤民之子駱駿生之邀，品賞了部分駱澤民錢幣遺藏，大部分為中國銅元。其中，一枚“吉林辛丑二十箇”，兩套分別用錦盒嵌裝的“宣三大清銅幣”和“己酉‘汴’大清銅幣”呈樣幣讓我記憶至深。

駱澤民的機鑄幣造偽，起步時間與王希賢大致相同，也在民國十年左右。只不過他的偽作，品種、數量都很少。具體制作流程是，他繪制草圖，交給銀樓或造幣廠職員，由他們刻模、印制。其實，以我理解，駱澤民的此項作為，只是廣泛意義上的造偽，如從嚴格的角度來界定，他更像是在制作民間工藝品。據馬定祥記敘，機鑄幣經營方興之時，銀幣、銅元還是法定通貨。由于當時的發行與流通有區域性，加之集藏、經營尚未普遍，以致缺乏商業性的藏品交流，因而，那時可供經營的品種不多。并且，當時中國機鑄幣集藏主力是外國人，他們更偏好人像幣，但尤其是這一時間點，中國幣以人像為圖案的十分稀缺。故先行經營機鑄幣的大商家，大凡有制作人像臆造幣的經歷。駱澤民的臆造幣出品，賣價都不高，只在工料成本上加兩、三成。良知使然，他的動機，本來就不是文物造假，只是定位于制作一些工藝品。此項作為，對于駱澤民而言，商業利潤的吸引力并不大，同時，也因傾心于錢幣正當經營與研究，所以，他的臆造幣制作，可謂是初嘗即止，只出了五、六種便告罷手。

馬定祥曾長期專注于對機鑄幣辨偽研究，為把定偽依據坐實，他曾致力于對偽品的源出情況進行追根尋源。北京地區偽作的出品情況，基本來自駱澤民的告知。兩位深有專業造詣專家，自結識后，曾長期而密切地進行學識交流，共同探討，相互裨益。1965年秋，駱澤民專程來上海面會馬定祥。由于當時都已成為“公家人”了，錢幣藏界景象凄涼，沒有什么錢幣生意可談；再加上駱澤民在生活中，除醉心于錢學外，沒有其他特別興趣嗜好。所以，駱老在上海逗留的幾天，大部分時間是在與馬定祥談論錢幣學識中度過。據馬老回憶，由于那時能與他倆彼此深入盡興地探究機鑄幣的人奇缺，故而，關于機鑄幣的話題、尤其是機鑄幣辨偽方面的討論，使他們更感酣暢起興。為讓討論效果更好，馬老特地將自己所藏偽品的實物和拓片資料悉數找出，作研討輔助。其間，應馬老之請，駱澤民還結合拓片資料，系統深入地將津京地區機鑄幣偽品的源出情況講述了一遍。

令人哀傷的是，駱澤民的上述來滬之行，是他與馬定祥的最后一次見面。“文革”之初，駱澤民身陷劫難。一直不忍割愛的文物珍藏被抄家洗劫，尤其是看到屋門內外滿地皆是的瓷器及古代珍瓦碎片，心理上遭受嚴重打擊，以致精神失常。數年后，因病逝世。在馬定祥的意念中，與駱澤民的這次上海聚會，他理解為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安排，是駱澤民與知交數十年的遠方同好知音來作最終告別。從此不久，各陷災難，音訊杳無，自身不能自保，直至陰陽兩隔。念及于此，馬老不禁深痛哀嘆。

（三）馮少泉的部分偽作出品

馮少泉是民國時期北京的主要錢幣經營商之一。在正當的經營之外，也曾制作過一些機鑄幣臆造偽品，但為數不多。也許他在中國錢幣收藏史上地位不是很顯要，所以恩師馬定祥在給我講述錢學時，對于馮少泉的生平往事沒有詳談，只是參照著偽品拓圖進行指認講解。現在，我除了能根據標注列出一些他的偽作拓圖外，其他惘然不知。后悔當時沒有注意提問，很是遺憾。希望有知情的泉友來作補充介紹。

（四）平玉麟和李仲清的部分偽作出品

（1）平玉麟部分早期偽作

（2）李仲清獨立出品的部分偽作

 關于平玉麟與李仲清的機鑄幣偽作，以前在“老一輩錢幣專家的鑒定研究成果應予尊重”一文中已略有敘及，不過該文著重介紹的是他們部分的仿造幣，早期臆造幣的情況沒有談到，這里再做些補充介紹。

平玉麟是舊上海著名的錢幣經營商，他主要經營、研究的是中國機鑄幣，是中國機鑄幣研究與經營的先驅者之一。上世紀二十年代，平玉麟就涉足中國機鑄幣集藏與經營，這是國人中國機鑄幣集藏的方興之時。時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平玉麟開始進行機鑄幣造假活動，他委托銀樓職員李仲清刻制鋼模并制作成品，而后由他自己銷售。抗戰以后，由于藏家紛紛來到上海租界內避難，也由于機鑄幣造假在北京處境不利，驟然衰落，市場供貨缺口給上海的平玉麟等人提供了機會。所以這一時期，平玉麟的偽作出品，品種和數量雙雙劇增，從而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北京機鑄幣造假中心的地位。不過，這個階段，還不是平玉麟造假的巔峰時期，當時的偽作全部都是臆造幣，銷售對象主要還是外國人，做工不精，要價不高。而平玉麟機鑄幣偽作的技藝精湛之品，均在于他的仿造幣，那是在1940年之后的事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間，隨著眾多中國本土收藏家的相繼加入中國機鑄幣集藏，不僅使這個門類的收藏漸入佳境，同時也讓相關研究水平漸趨提高。中國機鑄幣中的一些稀少品日益被甄別出來。1935年，王守謙出版了關于機鑄幣專著《中國稀見幣參考書》。1939年，蔣仲川繼而出版了《中國金銀鎳幣圖說》一書，盡管其中有一些臆造偽品混入，但畢竟是以真品為絕對主流，從而給藏界以較為系統的專業指導。市場上，稀見幣的價格逐漸體現出其應有的身價，而那些荒誕不經的臆造幣，卻日益受到藏界的懷疑，逐漸失寵。在這種情形下，一些從事機鑄幣造偽者，相繼把偽作重點轉移到對稀見真品的仿造上，銷售對象也轉換為以國人藏家為主。

 （圖注）平玉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印發的征集傳單

 由于平玉麟專注于中國機鑄幣的研究、經營，不涉其它門類；同時也由于中國機鑄幣在早期市況較冷，所以從事雖十余年，但他一直沒有開店。他的經營方式主要是臨時設攤，購銷聯系點則設在位于其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596號的家中。1940年，中國機鑄幣集藏驟然升溫，這給有了一定資金與造假技藝積累的平玉麟提供了機會，與時俱進，他決定對其造假手段與項目進行升級。不僅購來造幣廠報廢處理的專業造幣機器，還把一些只聞其名，難見其物的極珍品設為主要造偽項目。說到平玉麟仿造偽品階段，免不了要牽涉到著名錢幣專家楊成麒。

楊成麒的父親是一名古玩商，在上海廣東路古玩市場中設有店面。受家業熏陶，楊成麒自小對古董文玩興趣濃厚。1931年，年方15的他，借到一部古錢典籍《古錢匯》，潛心品讀，深為中國古代錢幣文化的璀璨斑斕所吸引，曾一度達到手不釋卷，茶飯不思的癡迷境地。不久，又師從上海錢幣大藏家張季量，幸獲錢學大家的學識教誨。名師指導及自身努力，使楊成麒泉識進步神速。數年以后，開始從事古錢幣的買賣經營，并憑借優秀的見識能力，很快得到藏界認可，與國內同行與藏家建立廣泛聯系。1940年，由羅伯昭、鄭家相、王蔭嘉等泉界巨臂在上海發起建立著名的“中國泉幣學社”，這是一個代表當時錢藏界最高層次的組織，年僅24歲的楊成麒，與眾多泉壇名宿為伍，成為首批會員。這從側面反映了年輕有為的楊成麒在錢幣藏界的出色地位。

楊成麒在藏界的不凡表現，尤其是他與國內高端藏家深廣的交往，這讓希望拓展機鑄幣仿造偽品銷路的平玉麟看到了利用價值。經平玉麟多次提議，楊成麒同意了合作開店的主張。在與“中國泉幣學社”成立的同年，楊成麒和平玉麟，在上海廣東路226號的古玩市場內，合作開辦了一家名為“麒麟泉幣社”的古玩店。其實，平玉麟在前十幾年中國機鑄幣經營中，各種臆造幣的制假售假，只占生意中的一小部分，其經營主體還是銀銅元的真品買賣。所以，“麒麟泉幣社”創建之初，也是以正當的經營為主，各施所長，楊成麒側重于古錢經營，平玉麟側重于機鑄幣經營。間或制售些機鑄幣仿品，有些是通過楊成麒直接向藏家兜售。然而不料，合作開店不久，中國的收藏家對中國機鑄幣收藏熱情驟然升溫，使得中國機鑄幣市場售價扶搖直上。這時，平玉麟被暴利誘惑迷了心智，沉湎于珍稀銀銅幣的大量仿造，而無心照顧正當生意，致使楊成麒與他產生意見分歧。楊成麒認為造假畢竟不是正當營生，沒有長期前途。而且，偽品級別越高，售價越貴，坑人也就越深。這更使楊成麒心生內疚，愧對于人。于是，在與平玉麟爭論無果的情況下，楊成麒便決意分道揚鑣。合作未滿兩年，麒麟泉幣社變為楊成麒獨資經營。分手后的平玉麟，則懷著更高的熱情投入造假活動，還精益求精地暗通造幣廠進行偽品制作。從而使偽作技藝日臻精湛。對于平玉麟后續造偽情況，楊成麒不斷利用自己與一些有關人員的舊關系，進行持續跟蹤打探，并在藏家中不斷予以透露和警示，此可謂是將功補過。所以，藏家們對楊成麒不計前嫌，繼續保持良好的關系，并對其優異的專業能力給以充分肯定。而執迷不悟的平玉麟，隨著真相漸被揭露，則日益受藏家們排斥，最終在圈內無立錐之地。

與平玉麟機鑄幣偽品制作關系最密切者是李仲清。他早年就業于福建造幣廠，從事鋼模雕制工作。民國初年離職來上海，受雇于上海天潼路上的一家銀樓。平玉麟的機鑄幣造偽，李仲清是自始至終的密切合作者。平玉麟不具造幣技術手藝，所以在具體制作上從不親自動手，他只是做項目提出和圖案構想工作。偽品具體制作，除少部分在南京造幣廠內完成外，大多數是由李仲清包干。

李仲清除了接受平玉麟偽品制作任務外，覬覦這份勾當有利可圖，自己也獨立地制作過一些偽品。不過，由于缺乏歷史錢幣的專業知識，其中大多數偽品程度不高。唯有例外的是成系列湖南銀餅，曾迷惑了藏界很久，有些至今還被藏界誤為真品。（關于李仲清湖南銀餅偽品系列的介紹，由于所需篇幅較大，故予另行專文介紹）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隨著機鑄幣集藏熱興起，楊成麒也開始注重機鑄幣的經營，這就免不了要在真偽研究上下功夫。由于中國近代鑄幣鑄造發行紛雜混亂的歷史限制，對于中國近代機鑄幣的辨偽確定，探詢與查實偽品的出處，這是更為切實的定偽依據。楊成麒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平玉麟的偽作確認，大多來自楊成麒的查證所得。而楊成麒的依據來源，除一部分是與平玉麟合作期間的知情外，大部分則是來自李仲清的告知。李仲清與楊成麒私交良好，曾經陸續將部分平玉麟及自己造偽品種向楊成麒透露。不過基于生意利益，將相關情況和盤托出，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事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國家實行公有制改造政策，私營工商業轉為國營。由于謀生手段和身份的改變，錢幣經營業的從事者，紛紛將自己所知、所為的造假情況講述出來。就機鑄幣藏界而言，因獲得了大量的定偽切實證據，而使混跡于收藏界的機鑄幣偽品得到了一次大清洗。

（五）唐謹成的部分偽作出品

1、道光皇帝像一元型大婚紀念銀幣 （臆造）

此為仿王希賢同類幣之作，惟較之工藝更精細。

唐謹成是一名銀匠，從事金銀首飾及器皿的加工制作。在舊上海南市老北門開有一家規模較小的銀樓。作為原材料來源之一，他也在民間收購廢舊金銀器，間或有些算得上古玩的好東西，他會到古玩市場上轉賣掉，所以與一些古玩商常有來往。其中混得熟的，就直呼他的外號“阿唐”。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唐謹成經營狀況變壞。但他看到在租界內古玩市場中，金銀幣的買賣卻日見紅火，于是就動起了偽仿制作的歪腦筋，制作了一些金銀幣偽作。他的作品，有些是對別人臆造偽品的仿制，有些是在普通銀幣上進行挖補改制。因他的工匠手藝尚佳，故大部分出品比較精美。在銷售方面，他主要是通過寄賣方式在多家古玩店進行分銷。馬定祥在廣東路古玩市場開店時也代銷過唐謹成的偽作出品。

1938年，22歲的馬定祥離開家鄉杭州，來到上海謀發展。不久，通過戴葆庭的幫助安排，在廣東路古玩市場內開了一家錢幣店，從此開始了他錢幣經營的職業生涯。在這家小店里，馬定祥不僅結識了很多大藏家顧客，同時也結交了一些生意合作伙伴，唐謹成便是其中之一。

馬定祥開店不久，尋求產品銷路的唐謹成便與馬定祥建立了代銷關系。由于早期大家還弄不清楚這東西的真假，而且要價也不高，所以銷售情況不錯。然而，唐謹成畢竟不是錢幣專家，他的出品，缺乏錢幣專業知識含量，品種少，但同模復品數量不少。一個人，老是拿來相同品種的東西，這一點引起了素來重視研究思考的馬定祥懷疑，懷疑他制假買假。所以為時未滿一年，馬定祥就婉拒了唐謹成的寄賣。

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馬定祥開始注重機鑄幣辨偽的系統研究。為使定偽依據確鑿無疑，他致力偽品出處的查證及相關信息的收集工作。為此，他走訪了多年未有聯系的唐謹成。通過面談，證實了他多年前的疑問。據馬老后來回憶，唐謹成約在1941年左右停止了他的造假活動，因為1940年始，隨著藏界收藏、研究水平快速提高，低端的臆造幣，日益遭受藏界的懷疑，逐漸受到市場冷落。而無力對自己造偽做技術提升的唐謹成，只得停手作罷。由于已是陳年舊事，無關于現實利益，所以面對馬定祥的詢問，唐謹成便坦然地讓自己的作品如數“認祖歸宗”。

三、附錄——王元芳關于臆造幣等情況的回憶錄

王元芳是王希賢的長子，生于1932年。受家傳熏陶，他也是一個很有錢幣專業學問的人。1949年，王希賢病逝，王元芳接掌祖業“義啟齋”經營。但兩年后，因國家建設用地需要，位于北京東安市場的店址被征用，房屋被拆，王元芳便從此告別古玩經營業，轉而迷上京戲表演。先后拜多位藝壇名家為師，其中主要師從著名京劇藝術家馬連良，是馬連良的關門弟子。但京劇藝界，成功立業者誠非易事。于是默默無聞，耗盡家產。

上世紀80年代，馬定祥在文革后與王元芳恢復聯系，得知他經濟拮據，就常常給些接濟。與此同時，還反復勸導他重拾祖業，研究錢學，并提議王元芳改名“王圓方”，暗合錢幣之緣，以此作為回歸泉界的宣示。在馬老的眼里，王元芳不僅是錢學將門之子，而且還是錢學將相之才。馬老的殷切之情，焐熱了王元芳意冷之心，不僅采納了馬定祥的改名之議，還在馬定祥的鼓勵下，做起了錢幣研究的事情，陸續寫了多篇富有研究價值的文章。但時運不濟，因為文章題材多為泉界舊事的記敘，不符合當時“新錢幣學”的口味，所以文章都沒能發表。于是，王元芳回歸泉界的熱情沖動，經不住挫折的壓制，重歸心灰意冷，再次淡出錢藏圈。

王元芳在三十多年前寫的手稿，多有復印一份寄給馬定祥。馬老在稿件旁也多有批注文字。其中，有一篇略有記敘其祖上制作臆造幣（他稱作“創造幣”）的內容。因與本文有關系，故附影印件于下。另外，馬定祥在三十多年前寫有數頁關于王家的隨記，我也一并附上，以資增廣見聞。

王元芳先生寫于1982年的文章手稿：

馬定祥先生在閱讀王元芳先生多篇文稿后手寫的回憶隨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