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公元1889年4月19日《申報》：

鑄錢之弊有二，曰盜鑄，曰盜毀。

錢輕，則錢之質不及錢之值，而盜鑄之弊起；錢重，則錢之質甚于錢之值，而盜毀之弊起；均弊也。

禁盜鑄難，禁盜毀尤難。盜鑄者，猶有未鑄之錢范、已鑄之錢文可以跡而求之也；盜毀者，未毀則錢而已矣，毀則銅而已矣，安所得而指之為“盜”？盜鑄而獲罪者有之矣，未聞有盜毀而獲罪者。

昔咸豐年間，粵寇滋亂，軍務孔亟，餉需浩繁，大吏奏停京外鑄錢局而制錢遂日見其少矣。惟其少也，各省會物價騰漲，市面支絀，錢鋪虛出錢貼，零星以小錢攙和，因以為奸，難于取信。有赴江浙購錢接濟者，腳價固多虧折，而杯水車薪，隨散隨盡。光緒戊寅【光緒四年，1878年】，北省奇荒，有蘇人載制錢數十萬串，帶往天津發賑，一時錢價驟漲。蘇淞殷富甲天下，區區數十萬串，不過滄海勺波、太倉粒粟已耳，而銷價因是而漲，豈蘇淞之殷富獨貧于數十萬串乎？則制錢之少，可知也。

夫天下之物，多者賤而少者貴，自然之理，人所共知，而制錢獨愈少而愈賤者，何也？曰，盜鑄、盜毀之弊有以致之也。

錢之少也，少于盜毀，錢之賤也，賤于盜鑄。夫盜鑄、盜毀之弊，既不能革，而盜毀者又無從發其覆而摘其奸，則何以知錢之少于盜毀也？曰，以錢之少而知之也。

當粵寇初定時，市面通行之錢，每串間有順治、康熙、雍正錢百十文不等，其錢輪廓較大，質料頗堅，每文重一錢以外。積而久之，漸稀漸少，今雖求一文而不可得矣。試思，順治、康熙、雍正大錢將安在耶？奸商黠匠收買零星，镕化入爐，別鑄器械，謂非盜毀而何？

然何以如此賤也？夫天下之物，多寡、大小參差不齊，必權兩端而用其中，于以制其價之貴賤，此亦自然之理，人所共知者也。錢價之貴賤，亦猶是耳。今有錢于此，有最大之錢，挨次遞減，以至于最小之錢，而取其適中之錢，以為錢價之準，毋使有過、不及焉。今順治、康熙、雍正大錢既為奸商黠匠所盜毀，則必以次于最大者為大者。為大而減至于最小，其適中之錢必較諸向時適中之錢而差小矣。錢之小，宜乎其價之賤也。而奸商黠匠之弊，猶未已也。

盜毀可以獲利，盜鑄亦可獲利。銅多渣滓，字多模棱，質松體輕，俗稱沙殼。其鑄此之小錢，皆售之于錢莊。錢莊為之攙雜配搭，并入大錢以行使于市，積而久之，小錢日多，大錢日少，錢價遂因之而愈賤甚矣。

錢法之壞也，當事者亦嘗籌及之矣。光緒十二年奏請變通錢法，開爐試鑄，民用利便，國寶充盈。因錢賤之勢弭【平息】，錢少之患升，以杜盜鑄、盜毀之弊，可謂慮之深而計之遠矣。

《大清會典》順治年間，初鑄每文一錢，嗣加鑄一錢二分至一錢四分；康熙年間改鑄一錢，嗣又鑄一錢四分；雍正年間改鑄一錢二分，乾隆以后，皆以一錢二分為則。自咸豐改鑄鐵錢、鈔錢之后，停鑄者二十余年矣。今以錢之少而賤，始議鑄錢以補救之。然錢之少可以鑄之，使多錢之賤不能舉之使貴。康雍以還【以來】，每錢一文，必確有一錢以外之價，故每文加至一錢四分而不為過重。若使每文之價不及一錢，而矯而為之，則順康雍三朝之錢，當時必亦有奸商黠匠之牟利者，隨鑄隨毀而無復存矣。

方今錢賤之時，每錢一文之價，尚不能抵紅銅九分之值，使仍照每文一錢與一錢二分、一錢四分之例，則官鑄工本虧折必多，帑藏虛糜，難于持久，適足以滋盜毀之弊，而缺乏如故，仍不能禁盜鑄之弊，而龐雜如前。

是以通融成憲，酌合時宜，使官鑄無所虧，私毀無所利，會議奏準每錢一文重八分五厘，且調劑于紅銅、白鉛之增減，期酌于火耗、工料之多寡，雖未符定例，而不致懸殊，

吾知自茲以往，民用利便，國寶充盈，源源而來，泉流不竭。錢少之患可以弭，盜毀之弊可以革矣。雖然自古無無弊之法，而有法外之弊。今所慮者，錢賤與盜鑄耳。錢賤無足慮，但求其止于現在而已，惟盜鑄雖有厲禁而不可止，今議者曰，使仿照鑄造無利可圖，抑知彼盜鑄者安能仿照八分五厘之重而鑄造乎？當猶是沙殼小錢為害市面，欲思杜絕之而不得其道，揭【高舉】之以待當世之考論錢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