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八年六月初三日/公元1882年7月17日《申報》：

中國民俗，與泰西各國不同者，惟憚于遠游最為通病。海禁既開，華人漸知出洋謀生，如美國舊金山等處，華人之居者不可以億【億，指百萬之意】計。此外，南洋各島，則粵閩兩省之人向有經商往來者，近日則益加多；太平洋各島如火奴魯魯、三危等彈丸之地，亦為華人所聚。至于日本，則與江浙等處海口不過隔一洋，面一葦可杭，無經旬累月之苦，宜其往者，如水歸壑，而況地面較各島為大，在通商諸國之中，又為大邦。中朝特簡欽使駐扎其地，各埠分設領事，以管轄華人之事，吸斷華人之訟，視他處之未有。華官隸籍于其士官者，更為便利，起居出入，雖在異鄉，無殊故土。是以近年以來，華人之赴日本者，又特伙矣。

然則中國之俗，似乎已大變革。從前畏險憚勞之見，此時勘破，而四之上，無往而不為。華人所趨，日后利源將匯歸于中國，其事豈可限量者？但中國治安最久，自開辟至今五千年間，列圣歷王之治作大啟文明，既庶且富，民間生息繁盛，合各直省之數而綜計之，當推為萬國之首，蓋中國屬地大于歐洲諸國不止倍蓗。顧如俄羅斯之跨有三洲、美利堅之二十六部亦不下于中國，而民數則均不及中國之盛，散其所聚，分其所羨，則外洋縱已有人滿之嫌，而內地實不覺戶口之缺。

計今日之出洋謀生者，不過萬分之一耳，中朝既泒欽使、設領事，事之擴充，此時不能有限制。所惜者，華人向有一見未破，大凡樂于出洋之人，半系于本國無業可執、無利可謀，而后，勇于遠涉也。雖有資本殷實之人，思博大利者，于海外遠出經商，然仍止萬分之一而已。從前秘魯、古巴等處，僅有華傭而無華商，且多系被拐販賣之人，今日此風漸息，凡屬出洋者，皆出自愿。然除傭工之外，大率手藝工匠與小本經紀為多，至于正經商賈，尚不數觀。人多類雜，賢否【音匹，壞或惡之意】不齊，安分守己者固仍為內地之良民，而游手好閑者亦作異鄉之無賴。

前有郵述日本事者謂，華人之在彼，為竊盜者不少，又屢聞有行兇之人，或自與華人斗毆，或與日人爭鬧，乃近復傳聞偽造銀圓一案，嘻可異己。夫作奸犯科，往在迫于貧乏而后忍于為此，若居日本之華人竊謂彼在內地無業已久，惟其不肯作奸犯科，乃始飄然長往，羈棲海外，以為治生之道或多于枯守家門，而牟利之途亦寬于作伙鄉里也。今計不及此，至于居異國而仍不免作奸、不免犯法，是誠何心哉？

夫此事真偽固未為可知。曩年【往年】，日本有偽造國家銀票一案，是日人曾經犯此，今之洋圓，安知非有日人在內通同華人而為之？然華人之貽笑外邦，于此可見。通商大埠，各國商民匯集，原不能盡人皆賢，不特日本，即歐洲各國亦曾有放辟邪侈【肆意作惡之人】者。

茲事于中國，而煩其領事之懲禁，然則，此事即便察出果系華人為首，在中國亦未必大辱也。顧嘗思之，華人所在之地，設駐華官，原以資其化導約束，蓋在內地，則民間去官長甚遠，惟其體制太覺尊貴，故成捍?之勢，雖以地方官而不能與鄉民通氣，誼教化之權，宜其有所不行。若在外國，則領事之于華人，大有父子兄弟之親，相赒【救濟】相恤相保護，安能以內地體制為衡？今約束不嚴而任其胡行妄作，化導不力而縱其作偽貪婪，譬如子弟為非人，執之而告其父兄，父兄其何以為情耶？

吾謂，此等案情，較之內地尤難輕恕，不但以事后之懲辦，見領事之無私，自當以平日之疏忽，責領事之無能。現在出洋差使，保舉優于軍功，候選人員，隨欽使三年，無不指有省份，且請免補，升官發財，為仕途之捷徑。惟此三年之中，當此承平敦睦之時，有見功之地而無見過之事，似朝廷特重洋務人才，有重賞者竟無薄罰，未免太占便宜。或即于華人在外洋作奸犯科之案定為記過之法，每三年之中，記過幾次，則屆滿不得保舉。如此，則于優異之中寓勸懲之意，庶幾，領事等官事事整頓，將來，華人不為他國所輕，豈非中國之幸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