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五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79年10月23日《申報》：

前日報中述及天津紫竹林安記棧內有云南解銅之凌委員吞煙自盡，得救不死，復失心病瘋，并其如夫人自剪其發等情，此事果實，可知部中挑剔甚害亦大矣。因而知委員之得優差，為同僚所共見，而委員之受苦，況乃同僚所不及料也。

夫押解差使，凡分數等，解犯人為第一苦差，解餉次之，但關系最大、中途慮有疏虞，近來由莊號匯兌較為隱便，而解費之外，資斧無多，稍不經心，即有賠累。幸解費具有定章，無須多費唇舌耳。再次則為解軍需槍炮硝磺，營中所用較餉銀為稍輕，而解費一切又不比部中之勒。掯拘押解之員系采辦之員，則價值之貴賤、貨色之低昂，不免于交納時略有爭辯，而以視解銀之難，自覺便宜矣。

其苦而不能言苦者，則粗重笨滯之物，如木植、黃茶，之外又有銅斤。論盈余，則原無定額；論部費，則事在人為，茍小費些微，到京之后，即蒙驗收，給予回照，而余銀悉入己囊，安然無事。同官之人，竊竊相謂，某此差可得若干金，于是爭羨慕之鉆營謀挖，必使得代而后已，否則胥動浮言，不能譖愬【讒毀攻訐】于上司，即已謗詈【指責罵】于同官，孰知此中之盈絀，亦各隨本領，不能預決也。

有偶得此差而囊中充滿，足敷數年坐食者，有歷辦此差而行李蕭條，捐及私家積累者。蓋外省解餉、解物或協濟、或采運應需解費及驗收批回，門房書吏之饋送不便勒索。惟解交各部或內務府之費，則挑剔勒掯，阻難延擱，權實操之自彼，九重深遠，無可告訴，吞聲忍氣而已。果使領解之員京中稍通聲氣，或有年世之照應，有平時之交結，凡此差到京應過關檻早已安排妥當，臨時招呼，無不立應，竟有省儉過半而公事極為順手者，非此則無不受累。故同一差使而或賺、或賠，相去天壤也。

凌委員得此優差而苦況若是，大約其人與京中權貴毫不相通，無人照應，以致處處荊棘，逗留三年，不敢前進，而且事至萬難，遽尋短見。既經救活，復發瘋癲，則其人之秉性迂拘，無肆應之才，無曠觀之識，又可略知。不然，何以在其后之許委員能斡旋一切，及早葳事耶？是部中人雖甚刁難，而其究亦在委員之能否也。雖然凌固咎由自取，而部中如此作難，亦非慎重公事之道。自軍務告緊，滇銅停采，久無解部。承平以后，督撫遵旨照常采解，試辦三批，然后再定部費。而大部以需用方殷，詸即不甚挑剔，乃以源源起解，歷辦數年，三批猶未齊全之故，遽行加意厘剔，使解費不敷，取之余銅，余銅不足，逼其賠累。

亦思委員奉憲領解，所以一批之中分作數起，道遠任重，不能速齊，令部費久而不定者，乃督撫之過，而非委員之故也。似此阻難而下之獄禠之職，冤乎不冤。更使聞風逗留，往返商議，斧資告罄，虧空難彌，不得已而以死徇，忍乎不忍。

夫銅斤以鑄錢文，豈不知目下錢不足用，亟須開鑄而始設法復采者，乃以分起解京三批之約，不能即完，致部中無以索費之故，而為此不仁之舉，尚得曰“公而忘私”乎？此部費固非書吏獨得之賄，亦系部中公款，故刁難之至，可以加之罪，而賠累之極，不得愬其冤。然官堂公忠體國，司員勒慎趨公，亦當知國事之緩急輕重，而不可以區區之故，使公私俱廢也。部中之與外省茍可如此，將國家之錢法反輕，而群下之私財為重矣。豈體統之所宜哉？

竊謂滇省采銅，方苦采出者，不足工本，已屬無甚利息。若再加以運費、解費到部之后，開鑄又須工資，則是以十易五之道。只因成法所在，興復為宜，不得不勉強辦理。然同一鑄錢，何必于京中寶泉局而后為國寶也？今采運情形如此，何不部中停鑄，并各省所開鑄錢局亦一律勿用，竟于云南省中就近采辦，就近鑄錢，通用于各省，則運費、解費均可減免庶幾鑄本不至加多，國家裕不竭之源而民間享流通之利乎？況京中通用并無制錢，與其鑄之而用于外省，更何必于部局乎？若夫其銅不敷，錢流不廣，則通商各省采買洋銅亦堪鼓鑄，是又可憐各督撫體察情形，亦能辦理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