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元1878年12月7日《申報》：

錢法之壞，由來已久矣。地方官每年循例出示禁止小錢，而市面之錢愈壞，蓋官既出示，則吏胥輩轉得藉此以征收陋規，陋規既得，則示諭雖嚴，終屬具文，而市儈之浪且有恃不恐，是禁錢之示，只以利若輩之私囊，而于錢法無與焉。

前報載，南昌市中有新鑄砂殼一種散布在外，聞系在廬山之中開爐私鑄，敢于為此者，豈無故哉？國家定例，私鑄者厥罪綦嚴而禁令雖存，奸徒終難絕跡，非盡愍【同“憫”，本義憂患痛心的事，愛撫，撫養】不畏法也，人心每以利害相權，利輕而害重，則咸知束手，利重而害輕，則群焉趨之，若利與害適得其平，亦多貿然嘗試于其間，以冀幸于利之必得而害之幸免。至于私鑄之罪，與鹽同，則其害可謂極重，而利之所在，不顧王章，茍無所恃，何敢放膽若此乎？

本報又有鄉人載小錢入市面，為流氓索詐一事，可見小錢之來，不謂少矣。查錢制興廢，本屬無常，自秦為錢，兩漢作五銖，輕重猶為適中；至隋時錢法大壞，民間無錢，至以裁皮糊紙為之，其與五銖之制大相懸殊矣。其后，唐更其弊，特鑄開通元寶錢，而錢制于是一正。今有讀作“開元通寶”，以為元宗時所鑄者，其實，此錢為高祖所鑄也。

然終唐之世，錢法亦由漸而壞，至五季，則有榆莢、鵝眼之名。知立法之初，雖極萬養，而遷流所極，仍難挽回。由唐而宋，由宋而元，而明，大都如此也。

本朝自雍正以前，錢制最為盡善，乾嘉之錢，已較小于先，而輕重則有過之無不及，以其樣雖小而質甚厚也。道光多紅銅，咸豐多砂殼，同治之錢，已少概見，然當進呈錢樣之時，則其輕重、大小初無異于順康矣。官鑄漸小，匪徒乘之以為奸，于是將制錢銷毀，攙和缸砂，計1000制錢，可得10000之利，則利重于害而人皆爭趨。

圣人云，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語。假如你自己不貪圖財利，即使獎勵偷竊，也沒有人偷盜】。吾于此而又不能不歸過于官也。

或曰，蘇郡譚太守嚴禁私鑄，令民間有小錢者，赴堂上銷毀之，又不時私行察查市面，頓然改觀。如皆得此良2000石，錢法庶乎一變，然猶是治其末而非治其本也。試觀外洋所用之錢，其以金銀為錢者無論矣，東洋三島地耳，而其所用之寬永通寶錢，多有流入中國者，其質較中國錢稍小而薄，而歷年雖久曾無變易，無論數十百千、大小輕重，皆歸一律，豈東洋私鑄之禁嚴于中國人心之樸，勝于中國哉？

大抵官鑄無輕重之殊，則私鑄者無利可覓，不待禁而自絕，此亦事理之必然者矣。且中國銅之來源盡在云南，來源既旺，則銅價不昂，而官鑄之錢，亦可悉遵舊制。而欲使來源之旺，又必善為招徠，而后可前者。

云南解銅委員以部費勒索過重，皆裹足而不前，是窒其源也。即曰，銅之額數本有一定，不能缺少，然勒索過重，解官視為畏途，則遲滯之情在所不免。來路既滯，銅價愈貴，小民惟利是視，又何怪其銷毀制錢以圖重利乎？京中多用鈔票，往往家無藏錢，故部中大員以為銅來之遲速、多寡無關于錢制，委員例有部費，不得量減。而不知銅之來源，實為錢法之關系，必須官鑄絕無輕重、大小之差，俾私鑄小錢更無可以攙和之處，然后砂錢、薄板均無所用而匪徒之欲藉是以覓利者，苦于利輕而害重，則庶乎不禁之禁，乃勝于禁。而錢法既正，民樂其便，市面之興，不且蒸蒸日上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