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元1878年10月19日《申報》：

云南開采銅務，因兵燹久停不辦，自滇疆肅清以來，照前開采，雖非日益加多，而辦理已至數年，歲有所解，乃圜法仍未舉行，新錢無由而出。光緒通寶之錢，則并錢樣而無之。然則歲采之銅，尚存積于京銅局錢法堂乎？抑別有移用乎？大抵軍興以來，滇省之民，元氣未復，礦既不能多開，比前倍減，而所出銅斤又不如前，工價、運費輒復加增。到京之后，核計銅價與大錢輕重相比費千文之銅價，而鑄500個之大錢；若攙和砂鐵，錢樣改小，與咸豐、同治時砂錢無異，則又大違圜法之制，殊非體統矣。故采者自采而收者自收，不敢相率開鑄，徒損滇中之資本也。

當此錢底短絀之時，亟應鼓鑄，以通國寶，便民用。從前，滇中未靖，猶有未能開采情形，而至于今日，亦既試辦，自當奏奉諭飭滇省督撫于工價、運費兩項力求節省，而凡有銅苗之地，悉予開礦廣采，庶出產日見其多，礦多則采銅者亦伙，彼此爭先，工價亦須稍減，再于運解夫船等費內籌商變通之法，務令便宜幾成，使銅之本價不致太昂。譬如以千文之錢買7斤之銅，而以7斤之銅鑄千文之錢，如此，則略費鑄局工資，尚不十分虧本。然后新錢出，民用益充，而舊錢之銅毀改作銅器者，其弊亦漸絕矣。

蓋銅斤到京，每斤且不過合值百余十文，則外省商販購致余銅與向滇中自買新銅其價值亦不見昂，有銅可買而謂造器必毀錢乎？此固當世之急務，與國計民生大有關系者也。

然而積習亦殊不可恃也。自開采以來，聞有人建一議、立一條，通盤籌劃，使銅在滇中賤如泥砂，銅在中途捷于運載，不致有銅而不敢鑄錢也。惟于到京之日，為區區部費計而措阻刁難，至于有銅而無所用之，且并不能到京。嗚呼！亦殊失體統矣。試思，總中之費與國家圜法，敦重敦輕，乃忽出此耶？夫此委員乃行差，非坐差，有一定之薪水，而行差則并無之長途萬里歷盡風霜，原以咱資之省，與部費之多寡，為其盈余之厚薄，乃以前屆未有部費之差，彼接辦之，而忽逢如此挑剔，以至參革，而繼之者乃中道延遲，不敢前進，吁亦可哀。即滇中大吏采辦此銅，委員起運，雖有逐一開銷，而究之運載入都，價有定章，不得浮銷。兵燹之后，本省采辦工價，應亦加增，而長途水腳，較之咸、同以前，亦必略貴，其中不能開銷者，止可由外彌補，不知幾費躊躇而始得起運，而部中從而阻撓之，情何以堪耶？

且初次批解以需銅孔亟，略不留難，并未議及部費，原以國用民財皆有關系，示以至公無私，乃現在領解之時，寶源、寶泉諸局亦尚未聞鑄錢，獨非需之孔亟，而忽然以私廢公，一則使之革職監追， 一則使之畏不敢進，無乃誘人而殺之乎？

夫部費者，以京官清苦，督撫為之津貼也。若捐輸之部飯照費等項雖入之奏牘，亦以為因公也。此外，外省采辦運京之物以及諸貢品投繳到京，所謂部費者，究為私款，積習已久，差員到京，有此則照數收納，給批銷差絕不留滯；無此，則大受累矣。或遲延不收，或萬不得已而收之，則且以物之美惡數之多寡，多方厘剔，微末之員，差使綦難，一入都門，大半無可呼籲【即“呼吁”】，不惟無勞可紀，無功足錄，而頭銜且不能保，不亦枉哉？嘗有以冬春歲貢入京者，品物皆果餌也，因部費未議妥，留滯客店中經旬，而果皆爛，摒擋行囊中，不敷所饋。乞貸于提塘官【官名，古稱“邸官”，專事軍事情報傳遞】并為夤緣緩頰【攀附關系，為人求情】，然后得入。故奉京差者，部費一項，明知其不可少也，惟各視其能，不能以為豐儉之準。茍人地習熟而又有親戚故，舊居要津者，則大便宜，雖人倍而我半可也。即以其所節省者，為行囊之羨，是以無薪水而亦有優于薪水者，貢差以外，黃茶、黃本等差無不皆然。但諸差之需索部費，尚無大礙，獨于銅斤一項，似覺非宜。

蓋錢之乏用，天下民生所關。從前匪亂，塘廢路塞，不鑄已久，幸而環宇肅清，道途順利，圜法將復舊規，以區區之故而令不能舉辦，諒非公而忘私之義，而況初次未即，定章在后，故意需索，輒以委員優差豐羨其所盈余，是無異見財起意之為匹夫之智也，豈堂堂大部中堂屬諸公群希冀于此耶？況銅斤有余，兌成不足，竟如市井罔利之徒，以大斗重秤抑勒鄉民，何項鄙也！噫！錢庫空虛，方幸開采銅斤，資鼓鑄之用，漸復舊時模范，而部臣乃若是行為，然則錢日益缺、銀日益賤、民財日益困，自此無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