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1872年6月3日《申報》：

今天下上自朝廷，焉及閭里，王侯將相，士農工商，以致鰥寡孤獨，僧道尼巫，醫卜星相，倡優隸卒各色人等，衣食養贍之貲，買賣貿易之事，無一朝一夕、一人一物不取給于金銀錢洋，較之布帛菽粟尤甚，直與水火土谷相同。

三代以上【指夏、商、周三代】，雖有金銀，未聞有用之者，而所用者，反在貝幣，或曰龜貝，或曰金貝，或曰皮幣。至太公泉刀之制，始用銅鑄之法，當是時所謂貢賦者，不過谷米方物而已，尚無銀錢納稅之事也。所謂“懋遷有無化居”【出自《尚書·益稷》，有不同的意思理解，筆者認為應是“勸勉人們通過互相貿易而改變各自的生活狀態”之意為妥】者，想系以貨易貨而已，亦非金銀錢洋販運之事也。惟金之為用最古，舜時，即有金作贖刑【用金錢贖所受刑的全部或一部分】之典，周穆時之“罰百鍰”【鍰，一說重量單位，六兩或六兩半，一說為錢幣】，孟子時之“饋百鎰”【孟子相關典故。以前在齊國時，齊王饋贈孟子一百鎰，孟子不要。后來在宋國、薛國，君主分別送孟子七十、五十鎰，孟子接受了。不同時期、不同關系，能否收受饋贈也不同】者，皆黃金也。漢興之賜金、罰金，亦皆黃金也。厥后，始有五銖錢之鑄，外圓內方，實開后代鑄錢之格式。魏晉、六朝，似乎均用五銖，至唐時，初始有開通元寶之錢，世誤為唐元宗時鑄，非也。

宋以后，即用各帝年號以志所鑄之錢矣。然漢時，民之所以奉上者，以及百官俸祿，似皆用米，故有萬擔、二千擔、六百擔之稱，而民間所用，似皆五銖之錢。至唐，又有俸錢之說，而錢法始暢行矣。是黃金之用，始于唐虞；幣貝之用，盛于成周；銅錢之用，始于兩漢，盛于李唐。至于白銀之用，亦不知始于何代。李唐時，已有銀幣之說；五代時，又有所謂鐵胎銀者；至宋時大用之，方與銅錢并行。至交子、會子之制，實為楮幣【指紙幣】之始，而元明之寶鈔因之，然而旋興旋廢，終不如黃金、白銀、銅錢之能久用也。

我朝萬國來庭，重洋獻貴，又有西洋所鑄之銀錢流入中國，而中國東南諸省皆用之，名曰“洋錢”，較之黃金、白銀、銅錢而更流行焉。夫天下通用之貨寶，莫貴于黃金，亦莫便于黃金，白銀次之，銅錢為下，蓋黃金一兩，可抵白銀十數兩，抵銅錢幾至30千文，其價值為至貴，其取攜為至便，然不能流行通用者，蓋用大錠，則價值太貴，積滯難銷；小件雖取攜甚便，細碎易失，且恐成色不佳，真贗難辨，不如東洋現鑄之金小洋錢之為合用也。

咸豐年間，有英人購得制造洋錢之機器，運至香港，本擬制造黃金洋錢，因聚金不多，改造大小銀洋。現東洋因購新、舊金山之地，獲金甚多，遂將此項機器購往其國，制造金小洋錢，每圓重不過二錢，抵白銀大號洋錢5圓，金小洋錢百圓可抵銀大洋錢500圓，抵銅錢六七百千文，而為質之重，不過一觔【斤】余兩，其收藏于行寮之中，為物無幾，即令帶至萬圓，其重不過一百余觔，而為用已抵7萬串錢之多，其便何有便于此者，其貴何有貴于此者，其合用何有合用于此者？

中國富戶所藏之金，諒亦不少，若能盡出所有，少加鑄費，盡鑄為此種洋錢，則合用豈不更善于金條、金錠、金葉乎？現在，中國所有各項黃金，若欲應用，必須戥【一種小秤】平看估，而分量之輕重，成色之高低，每至爭競，如能制作此種洋錢，則分量、成色盡歸一律，用時，只須辨其真贗，其他均可無慮。既得合用之寶，又無爭競之虞，且可免富居奇之弊，獨擅收藏之端，上則朝廷之貢賦，用之獻納；下則閭里之日用，用之交易，豈不使黃金之流行通用與布帛菽粟同功，水火土谷同足耶？又何至國家有貧乏之嘆，銀錢有短絀之時？

與愿有心世事者，講勸而行之。